美得无可争议，观众还是吵疯了
首先恭喜上个周末，投票给《奥本海默》的150位观众，成功押中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
正如这个结果所示，这是一届几乎没有悬念、没有惊喜的奥斯卡。
远在大洋彼岸，院线只上过其中两部影片的中国观众，都押对了答案。
13提7中，《奥本海默》在奥斯卡杀疯了。
不同于上一届《瞬息全宇宙》横扫，我们还能从中寻到一些“女性不被年龄定义”、“爱能拯救世界””杨紫琼真是华人之光“……奥斯卡之于中国观众的意义。
本届奥斯卡承担此类功能的影片，《芭比》比竞争对手《可怜的东西》显得更为可怜，只拿下最佳原创音乐。
反倒是上线流媒体后，国内评分狂跌的《可怜的东西》，靠着怪诞美学拿下三个“装修”大奖——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化妆&发型与最佳服装设计。
还成就了艾玛·斯通，二封奥斯卡影后。
成就艾玛·斯通的究竟是怎样一个复杂的女性角色？
不被国内观众待见的《可怜的东西》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今天，我们就好好聊聊这部评价两极分化的争议之作——
影片根据AlasdairGray发表于1992年的同名小说改编，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为背景，融合导演兰斯莫斯擅长的怪诞设计，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奇幻世界。
低头可见半鹅半法斗犬和半鸭子半羊，仿佛游戏穿模的奇异生物
抬头是超现实质感油画般的天空，停滞在空中的热气球，以及有轨飞艇
喷出绿色烟雾航行的邮轮
建立在维多利亚风格之上的混搭服装：巨型泡泡袖，外穿的睡裤，摩登的短靴，乳胶雨衣
电影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观众，这不是一个发生在现实中的故事。
而随着剧情发展，人们又很难不去代入现实中的女性困境，去思考创作者有心安排的隐喻。
“一个女人，既是自己的母亲，也是自己的孩子”。
《可怜的东西》基于这个矛盾的设定，讲述了一个女人，或者说是一个人自我发现、自我成长、自我解放的故事。
维多利亚·布莱辛顿（艾玛·斯通EmmaStone饰）因为婚姻不幸，被偏执强势的将军丈夫虐待选择自杀。
但在这个奇幻的世界，死亡并不是她生命的终点。
科学怪人古德温发现了她的尸体，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她腹中胎儿的大脑移植到她的脑中，并给她取名贝拉·巴克斯特。
没错，这个显然违背伦理的操作，其实是古德温朴素的善良。
剧中设定自杀在当时是一种精神疾病，就算维多利亚·布莱辛顿被救活，也逃不掉进精神病院的结局，这显然与她追求解脱的初衷背道而驰。
贝拉·巴克斯特，一个拥有成熟女性身体，婴儿心智的生命体，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她称呼古德温为上帝，被当作实验生命来记录。古德温甚至特意请来一位学生麦克斯全天监控贝拉的成长。
成长初期的贝拉，被禁锢在古德温的别墅里，被女佣打扮成加大版女童。
除了不能离开房间，她不受限制地学习语言、摄取知识。
分不清善恶，也没被灌输礼义廉耻，她时而表现出无道德的残忍，在古德温的实验室用手术刀猛戳尸体以发泄不满。时而因为无羞耻感在公共场合做出惊人之举，比如在餐桌上自慰。
贝拉像是一个3至6岁步入性蕾期的孩子，对自己的器官产生好奇，并从中获得了乐趣。
可她毕竟不是个孩子，成熟女性的身体与纯真无知的眼神，几乎是对纯欲风最本真的还原，麦克斯很快被贝拉吸引，在古德温的允许下和贝拉缔结婚约，成为她合法的未婚夫。
但他不是唯一一个。
负责替贝拉与麦克斯拟定婚约的律师邓肯，作为一个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先麦克斯一步，爬窗走进贝拉的屋子，并将其拐带出别墅。
道德标准更低的邓肯和贝拉一起共赴巫山，完整了贝拉对自己身体的探索，而这一阶段的贝拉用天真的口吻将性行为描述为“激烈的跳跃”，对她而言这只是一项让自己感到愉快的活动，自己做，和谁做，在哪儿做都可以。
正如邓肯一开始所宣称的，“我只热爱冒险，几乎没有忠诚度可言”。
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却是贝拉，而当邓肯发现自己不是贝拉唯一允许的性伴侣时，当场破防，双标到立刻对贝拉实行了二次“拐带”——将其装到箱子里带到邮轮上。
贝拉对外界世界的物理探索被限制在邮轮范围，但与各类怪人相遇交流后，她对世界的理解通过阅读飞速拓展，从对身体的探索也延伸对精神以及人类社会的探索。
在这个阶段，最初吸引她的“激烈的跳跃”失灵了。
单纯的激素飙升，生理上的快感比不上阅读带来精神上的丰盈。
她思索阶级带来的苦难，信仰包装的谎言，贫富分配不均造成的悲剧。在见识到贫民窟的破败与在死亡边缘的生命时，她的同情心与愧疚油然而生。
意识到自己所处的阶级，享受到的红利，为了填补内心的不安，贝拉搜刮了邓肯所有的钱，试图赠与贫民窟受苦受难的人们（被海员昧下）。
也因为没钱，她被赶下邮轮开始认识世界的第三篇章。
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基于所处的位置。
无论是在别墅中被当作实验对象的贝拉，还是跟随邓肯走后被视作私人财产的贝拉，一直处于精英阶层。有意识以来，她的生活从来不用为钱发愁，不用为获得生存物资发愁。
在此之前，贝拉对世界的认识来自于书本，来自于别人的口述，来自于自上而下远远一眼眺望。
被赶下船沦落到巴黎后，生存经验更加丰富的大律师邓肯原地萎靡，自暴自弃，成了只会抱怨“没钱”的悲观废物。
反倒是刚刚意识到世界存在贫富差距的贝拉，承担起了“养活”两人的重任。
她赚取生存费用的方式，成为30法郎一次的廉价妓女，便是本片的最大争议所在。
反对者认为，艾玛斯通的大尺度情色戏毫无意义，并且充斥着剥削意味。
而艾玛斯通的回应否定了这一说法，作为制片人，她认为自己不应该因为以演员身份主演了这部电影，就被独立于“男导演和男作家”这个主创团队之外， 她不仅是女演员，也是女制片人，对这部电影走向也起了关键作用。
支持者认为，成为底层妓女既合乎剧情逻辑，又快速完成贝拉对性的祛魅。
与底层男性无感情的亲密接触时，性从探索自我的手段变成与世界交流的方式，她以身体为生产资料了解男人的丑陋、羸弱和道貌岸然。
当然，这是属于《可怜的东西》的故事。
如果发生在现实，她只会成为《悲惨世界》里的芳汀，没有挑选客人的自由，更别提外出学习，不仅要出卖自己的尊严，而是沦落到贩卖自己器官，从头发到牙齿。
这种向下的自由，注定只存在于非现实的时空。
有钱买票回家的贝拉，主动选择留下，和精通哲学与文学的老鸨讨论妓女的选择权，与妓女伙伴去学习医学知识，参加社会主义集会。
我想应该没人将这当作对妓女职业的美化。
这显然是个不会发生在过去、也不会发生在未来的科幻故事。
第二大争议，聚焦在贝拉的最终选择。
贝拉最后回到古德温身边，决定与未婚夫履行婚约。
这样一个不同寻常，没有羞耻心与道德观念的女人，最终走入婚姻，让部分观众不满，觉得这样的结局充满教化与规训意味。
而在我看来，贝拉的体验远远没有结束。
这是《可怜的东西》的结局，而不是贝拉的结局。
结婚可以是体验的一部分，离婚也可以。
对于一个生来自由，不受管控的新人类，新女性，她的人生注定是一场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