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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改编策略:小说是故事,剧集是传奇

时间: 小采 微博

筹备多年、备受瞩目的电视剧《繁花》在年前开播。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想之外的是王家卫对原作小说大刀阔斧,或者说是面目全非式的改编:不仅阿宝、沪生、小毛三大男主被砍掉了两个,整个上世纪60年代的故事线也不见踪影,而且把整部剧集的叙事重心放到了上海黄河路上的“商战”——要知道,小说《繁花》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没有提过阿宝们是怎么做生意的。

如何看待王家卫的改编策略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改编策略?王家卫是这样解释的:“我们没有能力还原足本的《繁花》,但可以看到一个在原著里看不到的上海阿宝。”简单地说,《繁花》的故事中有两个阿宝:一个是上世纪60年代的少年阿宝;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片叶不沾身”的宝总。剧集要讲述的就是他怎样完成了这种身份的转变。

如此选择无可厚非,也可见王家卫的智慧——完整还原小说不仅不现实,效果也未必理想。但是,也许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阿宝完成身份转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小说结尾,阿宝和青年时代的恋人雪芝重逢,更像是一种隐喻:现代的、太现代的上海人,对于逝去时光的怀念。小说《繁花》的诗意就悄然开放于阿宝们的少年时代,金宇澄写起倍蒂、雪芝这些少女,笔端充满温情,和上世纪90年代那些饮食男女截然不同。也就是说,上世纪90年代的宝总之所以“片叶不沾身”,是因为他习惯并融入了成年世界里的矫揉造作、逢场作戏。

而在电视剧里,从阿宝到宝总,更像是在描写一位上海滩青年发家致富、功成名就的“传奇”经历——在生意场上游刃有余了,自然也就“片叶不沾身”了。换言之,如果说小说《繁花》自带浓到化不开的哀伤与忧郁,那么电视剧《繁花》则是情绪饱满、积极乐观的,把叙事中心放在了对娱乐性和刺激性的呈现上。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剧集为什么要拍“商战”,而且将阿宝塑造成“孤胆英雄”和“大众情人”的结合体。

在剧中,阿宝单刀赴会去诸暨,在暴力威胁前面不改色,轻轻松松就搞定了闹事的工人,像极了香港电影里的“小马哥”;阿宝运筹帷幄,在关键时刻沉得住气,把范总、魏总等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像极了香港电影里的“大佬”;阿宝周旋在玲子、汪小姐、李李三个女人身边,把暧昧拉满又不给出任何承诺的做法,又不能不让人联想起香港电影里的“花样年华”。

说到这里,我们也就理解了王家卫的改编策略——关键是要“好看”。如果说小说《繁花》是平静如水、暗流涌动的,那么电视剧《繁花》就是锣鼓喧天、沸反盈天的。从流量和收视率的角度考虑,王家卫的做法不难理解。

剧集只是《繁花》蛋糕中的一块

作品离开了作者之手,也就让出了阐释权。

王家卫当然有改编自由,正如他所言,“剧集只是《繁花》蛋糕中的一块,看完可以去看看原著。”但令人格外诧异的是,如今的改编让剧集完全走到了小说的反面。

小说《繁花》的结尾,阿宝与沪生依照小毛的遗言,去帮助借宿在小毛房子里的两名法国青年。他们雄心万丈地打算写一个上海剧本:老上海,1930,苏州河畔,法国工厂主爱上了中国的纺织女。法国青年满脑子上海传奇,阿宝则不断提醒他们当年苏州河畔并没有法国工厂。

这个故事就像一出寓言剧。作者暗讽时下流行的上海“传奇”,不过是一些烂俗的套路,仿佛出自外国人的手笔,对于真实的上海存有隔膜。如果说金宇澄的《繁花》是“故事”,那电视剧《繁花》就是“传奇”。

“故事”和“传奇”的区别在哪儿?关键在于有没有“意义”。金宇澄对小说的命名,表明他对任何期待长久的事物、保持长久的意义都心存疑虑。小说中的陶陶曾希望抓住自己与小琴之间的爱情,但小琴的日记告诉大家,这不过是她虚与委蛇的圈套。陶陶自知报应不爽,“面对这个社会,大家只能笑一笑,不会有奇迹了。”

小说《繁花》里的“故事”,没有往昔人们非常熟悉的社会批判或者都市迷惘,而是显示出个人与“意义”的断裂。小说中出场人物繁多,但相貌模糊、面孔混沌,因为“故事”总是暧昧的,它和日常生活有关,却与“意义”无关。

电视剧《繁花》则一心要再现上海滩的“传奇”——阿宝在时代浪潮下抓住机遇,施展才华,凭借迎难而上的勇气和脚踏实地的魄力改变命运。无论是阿宝、玲子、汪小姐、李李或者饭店服务员、工厂老板、外贸代理等,每个普通人都选择向商业对手挑战,向技术变革挑战。其中要表达的“意义”是清楚的——哪怕失败也不放弃,强调的仍然是拼搏,是奋斗。

在王家卫看来,“剧集《繁花》介绍的是时代。因为我们讲的是一无所有的阿宝,如何在短短十年,成为叱咤风云的宝总。除了个人奋斗,他需要时代的加持。”

而在小说中,阿宝的少年时代容得下钢琴、古诗、家庭舞会和美好爱情,从而使那个年代显示出可供缅怀的高贵。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小说中的上海,只剩下一个又一个的饭局和神情暧昧又充满算计的调情。繁花凋谢,金宇澄显然对市场时代的粗俗做出了否定。

有意思的是,当被问及对电视剧《繁花》的看法时,金宇澄如是说:“我只能表示感动,熬过这么艰难的几年,片子能够出来,多么不容易。”也许,这个值得玩味的态度,就是在小说中出现近千次的“不响”吧。

理解《繁花》或许还需要更多时间

小说《繁花》强调意义的悬置,不等于其“无意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拥有着如此复杂的地形,贮存了这样多彼此抵牾的记忆,使得它不仅是情感依附的容器,更成为意义争夺的领地。因此,金宇澄放弃了某种总体观念,而深入城市地理的层层累积中,去发掘多元意义的可能。

尽管作者并不肯定上世纪90年代的生活方式,但他怀着对每个人命运的关切书写他们,以细致的观察来描写他们。他虽然“不响”,但读者能看到人物的悲欢离合,以及那些情趣与欲望的存在。繁花落尽,但那些存在的瞬间和生活选择的正当性会留存下来。归根到底,《繁花》要思考的问题是:生活的变革,究竟意义何在?生活的正当性何在?人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一方面,这些问题,小说不可能给出标准答案。但作为一部剧集,王家卫却不可能含糊其辞。因此,他只能从多元意义中取出最能被人接受的一种;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短视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当下的传播规律——当一部剧集摆到观众面前时,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呈现出“意义”,《繁花》当然也不例外。这也意味着,把《繁花》影像化终究会留下遗憾。

剧集播出之前,就把“沪语”“地方特色”当做宣发的重点。但事实上,《繁花》不应该被视作“方言小说”或“地域小说”,这都把它说“小”了。《繁花》所要追问的乃是一个关乎所有当代人的宏大问题:如果现代都市生活终将在全球化的裹挟下被碾成符号,所有的美好记忆终将沦落为周而复始的情爱欢场,那么,我们还能不能从日常经验和琐碎事物里重新发现生活的“意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余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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