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以理性讨论一下《我本是高山》了吗？
多的时候一天连上十个热搜，张桂梅是时代楷模，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顶流”。
一周前，娱理工作室飞赴丽江，然后又坐了三小时的车，穿过很多座大山，抵达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看到了张校长和她的学生们。
当天，女高组织教师和学生们出发去当地影院观看《我本是高山》，对于高中住校的孩子来说，这是他们期盼已久的一次校外活动。
傍晚下课铃响起，女学生们训练有素地迅速在操场集合列队，嘹亮地齐唱了两遍《红梅赞》。张校长步履蹒跚、双手贴着止痛膏药出现，缓步徘徊在学生队伍末尾，目送各个班级上车。待师生都离开后，她让人去检查一下教学楼的灯有没有都关掉，最后才在两个人的左右搀扶下离开校园。
当原型人物真切地出现在我们眼前时，会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震撼。她跟新闻报道中的形象一模一样，但又比新闻多出一些更具体的细节——
比如在活动上，她似乎早已习惯张桂梅被作为一种时代符号颂扬，会跟着一起鼓掌，仿佛听的是别人的故事，只有在被自己学生发言感谢时，脸上才会浮现出害羞的微笑。活动刚一结束，大家还沉浸在张校长的故事中，她已经在拿着喇叭让老师把学生们带回去了。她的心思全部都在学生身上，身体孱弱但内心强大。
张桂梅是网络时代大众最熟知的模范人物，大量图文影像资料、采访、纪录片让每个人都可以走近张桂梅，了解张桂梅。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并不是遥远的符号，是每天都要操心学生吃穿住行、关心学生家长里短的老师和妈妈，是一个非常生动立体的人，我们了解的可能还远不够多。
《我本是高山》作为一部以她为题材拍摄的故事片，同样也不等同于现实全貌，是主创书写出来的、他们眼中的张桂梅。从本质上来说，传记不是纪录，而是更具有文学特性的一种体裁。
将当下社会新闻“顶流”直接作为电影题材，确实罕见。一部电影在上映前就引发舆论风暴，也是见所未见。我们思考这场争议是如何产生和发酵的，取材真实人物的电影究竟该如何处理现实材料和艺术加工的边界？当情绪输出成为主要沟通方式，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回归理性，好好探讨一下电影创作？
几年前业内探讨过中年女演员的困境，于是很多女演员开始尝试转向幕后。《我本是高山》最早是海清攒局和投资的项目，起初她并没有确定自己演。
后来这个项目确定了双导演，一位是郑大圣，出身于艺术世家，其母黄蜀芹、外祖父黄佐临都是中国文艺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郑大圣执导的《村戏》《天津闲人》《了凡四训》等都是很好的作品。另一位是杨瑾，执导过的儿童题材文艺片《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评价也很不错，另外他还做了很多年的天画画天总经理，这家公司为中国电影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片导演和作品。这两位导演都擅长乡土题材和调教素人演员，算是强强联手。
这部电影也得到了当地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大力支持，第二出品方云南金彩视界就是云南广电传媒集团旗下的全资影视公司。从各方面配置来看，《我本是高山》都是一个“不会出错”的项目。
张桂梅是巨大的社会热点，但热点是一把双刃剑，拥有题材红利的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承受空前严苛的大众审视。
平心而论，《我本是高山》绝不是一部质量低下的作品。面对张桂梅的海量素材，主创选择以女高首届学生参加高考的倒计时为时间轴，有点有面地展现了张桂梅创办女高冲破的重重阻碍、她与若干位学生之间的感人故事，情节杂而不散，慢慢积蓄起情感力量。手持镜头的使用强化了影片的纪实感，但又与人物保持一定距离。
海清调用丰富的专业表演技巧较准确地抓住了张校长的举手投足和神态神韵，素人小演员们的表演则非常淳朴、真挚、动人，尤其山英山月这条线，电影很好地克制住了煽情，看到最后你却很难不会发自内心为她们落泪。
乍看影片前半段，可能会有观众感到张校长被塑造成了一个偏执、“不近人情”的人。
但其实电影采用了很多先抑后扬的戏剧化处理方式，比如张校长“体罚”一位女学生，让她在烈日下站了很久，后来才知道原来张校长在帮她；
张校长不赞成老师在学生高考冲刺的关键时期怀孕，更会因为老师请假而生气，但当刘雅瑟饰演的数学老师真的忙不开时，却看见校长在楼下一个人默默替她看着孩子；
代表大会上，众人为张老师募捐，张老师一听说有钱了面露喜色，镜头一转，她是拿自己的治病钱给玖朵云买助听器去了。
这是《我本是高山》的一个特别之处，前半段看似是给圣人光环“祛魅”，后半段再告诉你为什么一介凡人会能够有圣人般的光环。
现实中的张桂梅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创办女高之前，张桂梅曾数次到城市街头“化缘”，遭遇过谩骂、口水，五年只筹得一万块钱。“她用了一种天真、蛮横和近乎自我牺牲的方式”（媒体报道），挨家挨户去拉学生，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不是贫穷，而是大山里的成见，她要说服很多自己都认定自己没有希望的家庭和学生，去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
由于学生们的基础实在太差，张桂梅不得不对她们采取压迫性的督促和鞭策。早年女高只有一栋楼，连厕所都没有，老师们除了要教书，还要负责照顾学生们的起居。那里的孩子没有快乐教育可言，一纸考卷分数是她们走出大山的唯一出路。在成为全国模范之前，她的办学理念、方式不是没被人质疑过。
“她们喊我魔鬼、周扒皮，说我半夜鸡叫。”张桂梅曾这样说道。
张桂梅也是一个性格刚强的人，比如当她得知自己培养的一名女学生长大后做了全职太太时，不仅拒绝接受她的捐款，还怒斥她“滚出去”。
对于这样一个非比寻常的人，如果采取常规化、公式化的主旋律叙事策略，可能弱化了她所面对的究竟是怎样的困境，也必然会使得人物形象变得悬浮、扁平。
主创在影片前半段对人物的“抑”，也许会令一些观众感受到“不适”，这种创作手法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能直面现实的刺痛。因为只有张桂梅这样有着高山般的人格、钢铁般的意志的人，才能经受住所有疼痛的淬炼，实现超乎常人的崇高理想。
《我本是高山》采取了点映策略，未曾想因为几处情节争议，引发了一场舆论风波。
被诟病最多的是片中一位女学生的母亲酗酒的设定，网友指出，现实中的张桂梅有一个学生，父亲酗酒，父母离婚后她跟着爸爸，但母亲仍然会给她学费，因此质疑电影“男锅女背”、“魔改”、“诋毁女性”。
主创在路演中多次回应过这个问题，导演表示根据他们的调研，在当地山区，类似情况有很多，甚至比电影中更不堪；海清也说在当地确实看过很多类似情况，更重要的是片中的母亲也是受害者，电影想表达的不仅是对孩子的救赎，也是对母亲的一种救赎。不过网友似乎仍然不买账，很多人因此拒绝看这部电影。
很遗憾，主创和网友之间的沟通是失效的，一些第三方声音的加入更加剧了双方对立，激起网友逆反情绪，火上浇油。
我们试图去理解双方的立场——
云南的农村有没有女性酗酒？其实是有的，查阅一些基层报道就能看到，张桂梅的学生家长里也有。比如：
但网友的愤怒也能理解，因为在很多人的成长记忆中，从未听说过身边有女性酗酒，而男性酗酒、家暴、抛妻弃子者比比皆是，各地网友都现身说法证实了这一点。农村女性的基本权益还远无法得到保障，平权实践任重道远。如果一定要设定一位酗酒角色的话，是男性的合理性应该比女性高出无数倍，那为什么要设定成女性？
娱理工作室认为，这个争议点的本质其实并不是对事实存在异议，而是对叙事策略、叙事效率的认知没能达成统一。
《我本是高山》采取的可能是“真实改编”电影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调研、采访大量原型人物，提炼出他们身上的戏剧性，经过一定改编重组后，创作成片中的几个虚构人物。也就是说每个角色身上发生的事可能都提取自几个原型人物，但又很难严格对应谁是谁的原型。这样既能保证故事真实落地，又能使情节高度凝练和戏剧化。
为什么设计一个酗酒母亲的角色？其实看完全片就不难猜想主创的思路，片中张桂梅救赎的不只是学生，她更得拼尽全力去扭转一个个家庭的观念。片中那位母亲后来戒了酒，走出丈夫的阴影，在张校长的帮助下进入女高的食堂工作，女儿也可以不再自卑，实现了张校长“读书改变三代人命运”的期望，两代女性都变得独立自信，有一个前后对比和呼应。
单论“负面角色”的话，片中思想顽固的家长里男性女性、强硬的软弱的都有。山英的一大家人牢牢扼住了她的命运，是女学生们集体的一声声“加油”，把她从泥沼里拉了出来。在各个功能性配角的设计上，主创可能没有太考虑性别的问题，因为这并不是这部分情节的表达重点。不过，要是当初把酗酒改成其他表现，可能网友会觉得跟自己的生活经验更相符。
传记片也有不“重组”人物的，比如诺兰拍《奥本海默》，里面出现了几十个有名有姓的科学家，很多观众看得头晕眼花。诺兰在采访中表示，他不太喜欢把A说过的话安到B身上，即便A只说过一句对电影很有价值的话，他也会把A拍进电影里。
然而诺兰是诺兰，全世界也只有诺兰敢用这么大成本，拍一部信息量门槛这么高的电影，只有诺兰能让观众心甘情愿自带“这部电影可能第一遍看不懂”的心理预期。通常一部电影没办法同时塞下几十个人的故事，那么就得合并同类项，做精简。另外出于叙事结构需要，电影往往都得虚构出若干功能性角色，《奥本海默》小罗伯特·唐尼的反派线里就有纯虚构角色，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艺术加工手法。
还有一个网友不满意的点是对于张桂梅精神支柱、信仰力量的呈现，有网友认为削弱了她的党性，主角看起来像是一遇到困难就逃回思念亡夫的情感世界里。
影片中展现了张桂梅校长带着教师做入党宣誓的段落，并且是和学生齐声朗诵“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这段女高誓词接在一起的，直白点明了师生这两个群体的信念来源。
后面病倒那场戏更明确，张桂梅追寻丈夫的身影走向极乐世界，但在弥留之际，是学生们唱的《红梅赞》（张桂梅最爱的《江姐》主题歌）把她挽留下来，她停止了继续追寻的脚步。这场戏说明张桂梅会思念丈夫，像其他凡人一样，但潜意识里支撑她走下去的根本力量是对党的信仰、对学生的爱，自此她已经实现了真正的无我境界。小爱和大爱都是张桂梅心里的底色，两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并非不能共存。
海清饰演张桂梅
目前很多争议都是围绕只言片语的网络截图展开，很多问题其实只要看过全片，或者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就可以明白，届时再争论也不迟。
评价一部作品的前提是看过，这应当成为文艺批评的基本共识。创作是主观的，每部电影都是有遗憾的，观众当然有自由评判的权利，但如果是仅凭一两张截图就质疑主创动机，甚至对看过电影的观众进行人身攻击的话，明显已经脱离了电影讨论的范畴。
有网友问，张桂梅校长的故事那么多，为什么不直接照着拍？把真人真事原封不动搬上大银幕就能有高口碑和票房，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不去做？
需要明确的一件事是，故事片永远不可能等同于纪录片、专题片。真人真事被源源不断改编成电影，是因为电影有不可替代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也有完全不同于纪录片的创作规律。电影剧本的创作有起承转合节奏，有几十年摸索和积累下来的叙事技巧，“原样照搬”并不能构成一个电影剧本。
电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从真人真事中取材很普遍，世界各国都有大量“真实改编”的电影。从2001到2020年，20年里就有多达108部“真实改编”电影入围奥斯卡主要奖项，其中84部都是“真人改编”，即人物传记类电影，原型人物分布于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非常丰富。
好莱坞很多传记片主角都是比较新近、当下大众耳熟能详的人物，比如讲扎克伯格的《社交网络》，乔布斯的故事被拍成了不同电影，据近期报道A24已经拿下了埃隆·马斯克传记的翻拍权。
《波西米亚狂想曲》全球票房大卖，口碑也很好，影片最后十多分钟都在“神还原”LIVEAID演唱会上的表演。但如果真把当年的演唱会录像放到电影院上映，并不会有这样的票房和讨论度。
《波西米亚狂想曲》
好莱坞创作者和观众似乎也更习惯“传记不等同于现实”这件事，作品和观众之间会互相碰撞他们对同一个人物的看法。涉及名人的传记片也会受到争议，比如许多观众不满《金发梦露》把梦露塑造成一个男凝视角下的无脑傻白甜，但也只是批评电影而已，不会上升到其他层面。
归根结底，传记的本质更接近于文学，是作者对传主的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书写，就像《史记》并不等于史实一样。有些作者还会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借用名人经历完成自己在当下情境的表达。
但中国情况有所不同，传记作为一种始于文学的体裁普及度没有那么高，而且像张桂梅这样的模范人物，以前对应的往往是一个特定影片类型——英模片。
在中国电影史上，人物传记片、英模片长期承担着宣传人物事迹、树立道德标杆、弘扬民族精神的功能，比如《刘胡兰》《董存瑞》《谭嗣同》《焦裕禄》《钱学森》《杨善洲》等。这也是献礼片最主要的类型构成之一，每年都有大量人物传记题材电影问世。
李雪健主演的《焦裕禄》
影史一度还出现过一种模糊故事片和纪录片边界的特殊电影，比如讲述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先进事迹的电影《黄宝妹》，由纺织女工黄宝妹自己扮演自己，在导演的精心编排下，还原出她的生活原貌。
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影工业化的推进，电影的拍摄手法也在与时俱进。过于扁平的、刻板的、具有过多宣教色彩的人物塑造方式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
于是近年来出现很多将主流题材跟商业类型片进行结合的尝试，更深入地挖掘角色内心，寻找到能令年轻一代观众产生共鸣的点，很多电影都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成绩，如《攀登者》《中国机长》《烈火英雄》《万里归途》。这些电影里的人物都有血有肉，褪去了圣人光环，被还原为凡人英雄。高票房是电影深入人心的直接证明，也自然是片方和主创追求的目标。
但像张桂梅这样内心纯粹的人物，她身上究竟是“神性”更多还是“人性”更多，该怎么把握现实和改编之间的关系，的确是没有完美答案、会让人左右为难的问题。尤其是原型人物依然活跃在岗位上、且社会影响力巨大，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难解。
《中国女排》（后改名《夺冠》）、《中国乒乓》在上映前都因为有知名原型人物而陷入非常大的波折，《中国乒乓》较早的版本里，每个角色和原型人物的名字都是相近的，很容易辨认出谁是谁，然而紧急改档后，角色名字被整体换掉并重新配音了，避免观众对号入座。这样或许可以规避掉一些潜在风险，但也对电影题材力度和票房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张桂梅的事迹和影响力是独一份，没有办法去回避或者化名。主创选择了拍张桂梅，就是选择了一个难度满级的开局。
在这种情况下，主创和观众其实应该寻找合适的平台或契机，开诚布公地建立平等对话，消除以讹传讹造成的信息差，疏解对彼此的误解。既然双方都很希望能把这个题材呈现好，只是电影创作观念或手法有所不同，那么哪一种手法更好是可以进行探讨的，对于今后类似题材的电影创作也会形成参考借鉴。
退一万步来说，纵然你很讨厌这部电影，但正因为这部电影的上映，张桂梅的纪录片、专题节目、采访报道都成为了近期热点，有更多、更年轻的网友通过这些了解到张校长的事迹，主动去搜集更多关于她的故事，这也是电影作为大众媒介的功用之一。
不妨先试着放下情绪，让创作的问题回归创作，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