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水平编剧，才是中国电影的最大“沟壑”

很久不写了，因为一件事，不得不动笔。期盼了很久的电影《我本是高山》，翻车了。

关于《我本是高山》口碑垮塌的问题，从一周前的点映时就开始发酵了，原以为是炒作，上映之后第一时间看了，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很多网友的话，已经算客气的了。

电影的失败，与张桂梅老师无关，与华坪女高无关，与海清的演绎以及胡歌的客串也关系不大，90%是因为剧情，因为编剧的问题。

成就一部好电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毁掉一个好题材，一个烂编剧足矣。

剧情的拉胯，首先是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并一直坚持的初衷。或许是由于厌烦了过去“高大全”的宣传，最近这些年，“英雄也是人”的说法几乎成为常识，在呈现人物过程中，追求生活气息与人间烟火。这种追求当然没错，但凡事不可绝对，呈现生活气息，不代表将主人公置于柴米油盐或儿女情长当中不可自拔。张桂梅最初调到丽江工作，或许是逃避丈夫离世的痛苦，但逃避的方式其实有很多，大可不必选择创办女高这条在当时看来几乎是最难的路。换言之，创办女高行为本身，需要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情结方可坚持，绝非简单的儿女情长所能包含。

反观电影《我本是高山》，每当张桂梅坚持不下去时，由胡歌饰演的亡夫便如白月光般出现，看得实在瘆人。

我反对空泛地讲理想主义，但对张桂梅来说，其理想主义的“主角光环”却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理想，有主义、有信仰，也有简单而朴素的“做好事”的想法，有“见不得别人遭罪”的内心的柔软。据张桂梅同事披露，每次跟着张桂梅家访，看见老乡衣服太破，就把自己外套送给人家，甚至还要扒下随行老师的衣服，把自己带的钱都送出去了，还要把随行老师的裤兜挨个掏空。这就是一个内心柔软至极的人，至柔方能至刚。

电影主干剧情开始于21世纪初，当时全国尚未消除绝对贫困，穷对于不少边远地区的人而言，就是实实在在的生计困难，以及因长期贫困而带来的麻木。反观《我本是高山》，呈现的却是女孩子荒废学业泡网吧逛街购物，由此不少观众产生“她们需要帮助吗”的困惑，也就不足为奇了。对当下大多数城市人口而言，穷意味着发展机会的减少，意味着“天花板”的降低，意味着阶层固化，等等，但对于当时大山深处的许多家庭而言，穷就是物质层面的，就是缺吃少穿。将当下城里人的对穷的理解，投射于曾经的山里人，难免闹出“何不食肉糜”的笑话。

看过张桂梅纪录片或访谈的人，不难发现，想要呈现剧中人的凡人面貌，其实并不难。比如说张桂梅对学生的考试成绩，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比如说面对家长“大学供出来了，找不上工作咋办”的质问，常常无言以对，等等。每个人都要面对现实与自身的桎梏，张桂梅几乎以一己之力坚持抗争，毫无疑问是伟大的“孤勇者”，即使结果不能百分之百满意，没人忍心责怪。

《我本是高山》剧情的另一个BUG，是对张桂梅性格中偏执一面的呈现。电影中更多表现的，是她对下属各种不近人情的要求，以至于当事人原型纷纷出来辟谣。

毫无疑问，张桂梅有些偏执，但并非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缺乏人情味，而是体现在对奋斗、拼搏近乎过激的强调。访谈中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北大、清华每年都有贫困生名额，可稍稍降分录取，这对很多人而言求之不得，但张桂梅却反对华坪女高的学生申请，反对学生拿着“贫困”当资源。另一件事是面对昔日弟子当全职主妇的选择，张桂梅选择直接骂走。

凡是被社会“吊打”多年的人，都知道个人奋斗的价值可贵但有限，但倘若置身张桂梅和“大山的女孩”的处境，不难看出对她们而言，除了以破烂的衣裳堵命运的枪，几乎别无选择。对衣食无忧的人而言，可以在闲暇之余探讨社会公平的诸多问题，但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而言，拼命加玩命，就是在夹缝中寻求阳光，就是对社会公平的最好捍卫。

张桂梅的故事很真实、很丰满、很感人，结果被编剧“艺术加工”得很虚假、很干瘪、很煽情。然而面对质疑，这位编剧竟然昂起头来，那样子，好一个理直气壮：

对Y女士的上述回应，评论是多余的，爱咋咋地吧。但有个问题，却实实在在：中国电影缺好编剧，真真很缺。不信问你自己，知道名演员，知道名导演，知道有哪个名编剧吗？

低水平的编剧，已然成了中国电影的“沟壑”。

但一个事实却是不能忽略的，剧本，是一部电影的灵魂，电影说到底是个讲故事的艺术，不会讲故事，什么都白搭。

因为编剧水平跟不上，好几个中国电影的潜在大IP，或者已经崩塌，比如《捉妖记》，或者正在崩塌，如《唐人街探案》。讲故事这事，说难也不难，如果学不会，看看隔壁的《三傻》《摔爸》或者《起跑线》或者我们自己的《我不是药神》《人生大事》等等，平铺直叙、慢慢悠悠讲述即可，啥事都别急。

最后还想说一句，不管电影怎样，任何争议，万万万万不要“误伤”敬爱的张桂梅老师。你以病弱之躯，支撑了大山女孩的希望，因为你，大山挺起了脊梁，天空有了新的高度。